唐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当时东蛮谢元深带领苗族各支首领进京朝贡，只见他“冠乌熊皮冠，以金络额”。谢元深乃当时苗族的上层人物，他的装束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也不过是以毛皮为饰。那时有些富有人家的女性也已经有戴耳环的了，不过质地为烧料或玻璃一类的东西。而宋朝时，从苗族进京进贡使者的装束风格上看，与唐时无大异。
在宋代学者朱辅撰写的《溪蛮丛笑》中有关于五溪蛮各部的物产及习俗的记载，从中未能发现有关银饰的描述。不过其中有一段关于瑶族聘礼的记录倒是很有启发意义。书中写道:“山瑶婚娶，聘物以铜与盐”。历史上不仅仅是在山地，即使是平原地区，盐也向来是珍贵之物，用盐作聘礼，理所当然。而将铜与盐并列，说明在当时，还没有其他的有色金属可以取代或超过铜的价值。因此有学者认为，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，至少在唐宋以前，苗族没有饰银的习俗。
文献中出现苗族饰银记录的是在明代，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关系。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明代，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存在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，被日益普及的货币——银钱所取代。于是白银的引进，为加工银质装饰物提供了条件。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直接用银和钱作饰物的现象。在贵州省博物馆就有一件剑河苗族的服饰，在其衣摆处，垂吊着几十枚铜钱。
用银作装饰，除了美感外，其中炫耀、展示财富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，也无疑会刺激人们的效仿和愈加踊跃的追逐。时人不分老少、不论贫富，均以饰银为美。于是银饰种类不断被开发出来，佩戴方式也从最初的追求数量演变到后来成为堆砌的趋势。饰银之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也渐渐地具有了除装饰意义之外的社会功能，成为苗族具有标志性的产物。比如在制银时，工艺可以精致，细节可以完美，但在造型上却有相对的稳定性，一经祖先确定了形制，就不可改动，因为它往往是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。
